崔卫平:人有尊严与爱，又邪恶

崔卫平:人有尊严与爱，又邪恶

作者：崔卫平

（关于008年两部反思德国纳粹的影片）

2008 年出品的两部有关纳粹德国的影片《朗读者》与《浪潮》，体现了战后德国两代人对于纳粹灾难的反思，非常值得一看。在《朗读者》中扮演女主角的演员凯特·温斯莱特，因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这部思想性非常强的影片，能够问鼎商业主导的奥斯卡，实属非常不容易，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它确实很棒。导演斯蒂芬·戴得利2002年执导过那部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片《时时刻刻》。

《朗读者》（又译《生死朗读》）改编自小说，小说作者为德国人本哈德·施林克，战争结束的1945年出生，本行是大学法律教授。这一代人没有眼见纳粹暴行，但是他们是在纳粹留下的废墟中长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前纳粹人员当中长大的，他们的父母无一例外地卷入了那场灾难，虽然角色有别或程度不同。他们就是在这些人的呵护下长大，继承了他们的那份羞耻与罪责。

这份道德负担甚至比当事人本身还要强烈。不难理解，直接卷入和参与这场灾难的人们，他们所陷入道德上的混乱晦涩，并不会因为这场恶梦结束而终止，他们需要解释自己的行为，也需要为自己辩解，某种阴影始终会停留在他们内部。而没有做下任何事情的战后一代，在与过去的历史划清界限时，当然更有理由和更加理直气壮。这就是学者徐贲曾经提到的——在反思这段历史时，年轻一代德国人更加严厉。

到了风起云涌的 1966年，声讨的浪潮达到了某个顶峰。小说与电影中均对此都有所描写。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已是法学院学生的主人，在面对审判纳粹残余时，表现了那样一种亢奋；“我们责无旁贷”。他甚至认为即使纳粹时期被贬黜的父亲，因为没有在1945年之后主动站出来检举那些作恶者，也“犯了知情不报的罪”。影片中的另一位法学院学生，则富有挑衅性地说出：“问题是你们怎么让这一切发生？在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刻，你们怎么不自杀？”

某种情况有些像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时的革命小将，面对这样那样“历史污垢”的父母，表现出一种大义灭亲的无情立场。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耻辱，也许更加令人耻辱。愤慨激烈的情绪，既体现了某种道德立场，也体现了与上一辈做切割的决心，我们叫做“划清界限”。当然，1966年的德国青年面临的情况，与红卫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明摆是面对错误历史。然而，一种彻底决裂的方式，一种“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方式，便是面对历史最为恰当形式吗？一种居高临下、道德优越感的立场，便是恢复重建战后精神道德废墟的一部分吗？

将这个语境顺出来，再来看这个故事，就变得容易一些。它是战后第一代反省他们自己的故事，是与他们同代人之间对话，也是与这个民族曾经的一段精神历程进行对话。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女主人公汉娜曾经是集中营看守，而且是一名纳粹党党员。战后她在公交车上当一名售票员，35岁时与年幼小男孩发生恋情，对方当时才15岁。这个故事因而拥有一个如同《洛丽塔》的外表，只是性别颠倒了一下。他们在一起除了做爱，重要的内容是朗读，年轻男孩不停地为年长女性大声读书，从《奥德赛》一直到契珂夫。这之后1966年汉娜作为纳粹残余坐在被告席上时，年轻小伙子体验着从未有过的复杂感情，他的天地发生旋转。据说这个故事在德国也引起了类似我们这里《色戒》那样的争议。

“请看清那些被告，你们找不出一个，会相信他们当年真的有权杀人。”法学院的教授说。与汉娜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妇女和男人，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旁听席上有一位妇女正在织毛线，而这项活儿，应该也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女性们同样擅长的。她们是在看起来日常生活的氛围和规则当中，做了杀人帮凶。

汉娜与她的“同事”们看守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小集中营，每个月她们都需要挑选一些人送往奥斯威辛，六个人每人挑选十个，加起来一共六十，这个“算法”日常如流水，仿佛合情合理。而汉娜有些不同的是，她将挑选出来的某个年轻、体弱、纤细的姑娘，先“保护”一段时间，给她吃好休息好，并在晚上秘密度过一段时间。开始时人们不免狐疑，后来得知，这位姑娘同样是在为她朗读书本。当然她最终不会逃脱魔掌，汉娜还是将她与别人一道送往无人生还的地方。汉娜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为难之处。若干年后她还这样回答审判长的质问：“如果是您的话，该怎么办呢？”

最为恐怖的还是这件：汉娜等一行五人负责转移几百名“囚犯”，晚间歇在一个村庄，“囚犯”们住进了教堂。夜袭的飞机投下了炸弹，教堂成了一片大火，看守们手握着教堂大门的钥匙，但是没有人想到要将门打开，放囚犯们生还，结果绝大多数人被活生生烧死，生还者寥寥无几。为什么不开门，汉娜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是看守，工作是押送犯人，不能让她们逃跑。若是打开门，会出现混乱，怎样才能恢复秩序，我们得负责。”这样的解释并不构成年轻的法学院学生同情或倾向汉娜的理由。他的理由在别的地方。

审判到最后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法官要求汉娜核对一份重要报告的笔迹时，汉娜没有在纸上写下任何东西，而是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份报告是她本人写的，全然不顾这样做会给她带来严重后果。此时，旁听席上的法学院学生突然意识到，这个汉娜原来是一个文盲，她不会读写，这才是她多年听人朗读的真正原因。小伙子意欲帮助汉娜澄清真相，说出她是文盲这个有利事实，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突然止步不前。最终，汉娜被判终生监禁，而其余同伙只有区区几年的刑期。

年轻学生没有说出真相，没有运用真相而改变审判结果，这个安排非常有意思。他尊重这位女性的意思，是她自己想要保守这个秘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绝望的、颜面丢尽的女性，她不想继续当众丢脸，她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那点秘密，维持一个稍稍体面的外表，部分挽回属于她自己的尊严。尽管这给她带来更深的灾难和艰难局面，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是这样一个女性，她的这个要求便是不合理的。她的秘密应当得到尊重。认定对方是敌人，接下来便可以任意羞辱，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这个起点还蕴涵了其他一些能量，或者至少与这些东西相平行，互相提供支持。第一，说到底，在教堂烧死几百人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必须有人对此负责，这是肯定的。电影中提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相关的知识分子讨论中，有人提出“行政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那份致命的报告虽然不是汉娜写的，但是在整个事情当中汉娜仍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她不是无辜的，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

第二，原来急于与上一代人划清界限的法学院学生，在保守这位女性秘密的同时，他与这个女性之间建立起了某个秘密通道，如同一个“攻守同盟”。这个“攻守同盟”并不是增添和隐藏罪恶（它恰恰通往承担责任），而是通过这个小小平台，年轻一代分担了上一代人的罪责、耻辱和历史负担，将这份特殊的遗产继承下来。不难设想，如果年轻人说出真相，那么他们之间便不再有任何联系，即使汉娜几年后出狱，他们也很难重叙旧情。而他帮助汉娜保守了这件秘密，他便与汉娜之间不可斩断，不管以何种方式。他后来多年如一日往监狱邮寄朗读磁带，保持与汉娜精神上的密切联系，包括对汉娜不识字这件事情负起责任。在历史负担面前，他不认为自己可以当甩手大爷。这样的立场，比起他的同学质问别人“你们为什么不自杀”所包含的咄咄逼人和道德优越感，要沉静、深刻得多。小说作者在接受访谈时说： “是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上一代人的罪责之中”。所谓“卷入”，是继续承担的意思，是觉得自己也有某种责任，而不是轻易地指责他人。这一点最为重要。

第三，汉娜的这份尊严感，一个罪人身上的这份要求，是否可以看作这个民族在滔滔恶名之下，试图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与体面？试图建立和恢复自己的那份不可侵犯的感觉以及荣誉感？正是这个东西，才成了战后德国人重建自身和家园的动力？汉娜珍视和维护自己的形象，年轻人帮她一道努力，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参与承担汉娜的罪责、继承历史负担的同时，也在试图保护那上一代人身上需要保护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将战前与战后的德国联系了起来，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包含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面临一些危险，但是故事显然触及了它们。这或许是这个故事引起争议的原因，也是这个故事在前人基础之上往前迈出的一小步。不能说是辩护——汉娜必须服刑，而是将问题在更加复杂的层面上展开，得到更加复杂深邃的表述。

在其他一些方面，这个故事直接继承了战后德国思想文化界对于纳粹现象反思的结果，比如汉娜·阿伦特的“平庸无奇的恶”。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并不是一望即知的恶魔，而毋宁说是一些看起来平庸无奇的人，当他们卷进了那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严格服从上级下达的每一项指令，不管它多么违反几千年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常识，比如不杀人。在上级命令和 “规则”面前，他们表现得越平庸，越无所作为，其工作成越大、越光滑，破坏性也越大，从而他们自己身上的人性，也被没有人性的制度所吸收和取消，最终他们变得与这个制度一样丧失了人性。

人们身处邪恶而不知，阿伦特推荐的方案是“思考”，思考带有一种陌生的气味，意味着对于手头工作的一种 “中断”，一种回望自己的开始。思考将自身一分为二，从而也得以与环境保持距离。通过思考获得道德生活，这是在极端情况下人们自救的第一步。从这个角度看来，影片中那个著名细节——汉娜原来是一个文盲，她请别人为自己朗读是因为自己不认字，除了剧情的意义之外，同时还有某种形而上的象征意义：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不会读写的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卑，非常有可能被别人的那些花言巧语牵着走，她无从思考，思考的基本前提（阅读）她不具备，她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文盲。

将这样一些罪责、伦理、政治、历史负担等问题，放进一个看起来是爱情故事的框架之中，能够揉合得那么好，那么自然，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从中也可以见出诸如此类的深刻话题，并不是有人认为的是电影或者小说所不能承担的。相反，在处理这些话题上的每一步小小进展，才恰恰体现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创造力。顺便地说，中国的创作者包括电影人在这方面则显得不够自觉，在相关问题上知识界的讨论进展到什么程度，如何运用这些进展作为精神背景，做出自己的从容应对，几乎看不到什么动静。我手上的这个中文译本《朗读者》，前面有一位著名大学教授的“序言”，如果不是为了“立此存照”，我会随手将它撕掉。那样一种自娱自乐的小感觉，实在不配放在这本书的前面。

2008年3月份在德国上映的《浪潮》（又译《恶魔教室》），导演丹尼斯·甘塞尔（Dennis Gansel）是一位34岁的年轻人，2004年拍过一部影片《英雄教育》，关于1942年一所纳粹军官预备学校的故事，获巴伐利亚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德国电影节最佳剧本奖，人们惊讶时下沉湎于享乐与电子游戏的年轻人怎么会持续关注上个世纪的纳粹现象。当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便以一种毫不犹豫的口吻说道：历史会在当下重复。当人们遭受贫穷、不幸或者其他原因，便需要一个看上去能够使他解脱的团体。几年之后他用影片进一步回作出回答。

正如影片开头所表明的，这个故事来自真人真事。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高中里，教师罗恩·琼斯为了让学生们理解法西斯主义，大胆地进行了一场试验，在五天的时间之内向他的班级灌输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和纪律性，最后导致的却是不可收拾的混乱结果。1981年这桩事情被写成小说《浪潮》，继而美国广播公司又制作了电视系列短片《浪潮》。由来自德国的年轻导演再次激活这个话题，则更加具有意义。电影剧本也由导演本人撰写，细节极为饱满、富有层次和有说服力，为极权政权如何诞生这种看似复杂的理论问题，提供了一部形象版的简易教科书，纪录片的拍摄风格也使得影片虎虎有生气。2008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独立电影节）上放映年轻导演的这部影片时，当年实验的发明人罗恩·琼斯出席了首映式。这样一部影片，也居然在德国获得了年度票房冠军。

这门叫做 “独裁政府”的选修课与另一门课“无政府主义”一样，原意都是为了培育年轻人的民主观念。课堂上的高中学生对于“第三帝国”这类话题听得厌烦了：“又来了”。“这种事情反正不会再发生了。”“又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背负着罪感？” 实际上学生们所厌倦的不仅是这类话题，而是还有更多。酒吧里两个男孩这样的对话，多么像发生在上海或者北京的同样一幕：“我们这一代人想要反叛却找不到方向，因为所有价值观都不存在了。我们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团结在一起的目标。”因此在年轻人party上喝过量的酒、作出猥亵的动作、有人吸大麻，寻求不同刺激，这也并不奇怪。

对于赖纳老师的针对性措施，我们就不应该感到陌生了，而是熟悉得不得了，因此，开头看这部影片是带着微笑的。第一步，将原来分散的圆桌式的课桌，集中为全部面朝黑板，取消任何其他的“课堂中心”；第二步，确立老师的最高权威，发言之前先举手，得到老师同意之后起立发言，原先直呼其名“赖纳”要改为“文格尔先生”；第三步，“一起跟我做双腿运动”：“左、右、左、右、左、右”，教室里立刻发出雷人的咚咚声响。这种做法还有一个顺便的作用，就是向别人示威，文格尔先生进一步启发道：“维兰德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课就在下面，我想让我们的敌人吃吃天花板上落下来的灰尘。”在体验与他人的界限和区别中，教室里的脚步声更欢了。为了使得“我们班作为一个整体”而更加突出，重新安排的课桌根据这样的原则：一个“好同学”搭上一个“坏同学”。

不同意见之间的争执，开始于是否需要穿上统一的“制服”。白色衬衫与牛仔裤，这不难办到，赞同的女生还给出了充足的理由：原来每天上学，需要考虑今天穿什么衣服，现在统一服装，便不需要操心了。同为女同学的卡罗则不同意，她从镜子里看出白衬衫不适合自己，内心深处也反感这种统一着装：“制服排出了差异，也排除了个性。”一个外号叫做“软脚虾” 的男同学胆小懦弱，给别人弄来大麻却不敢收钱，在这项驱赶孤独的集体主义活动中（文格尔先生命名为“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他感到兴奋莫名，甚至将自己的其他衣服点上汽油，烧得精光。

穿上了统一服装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的团体命名：“恐怖小分队”、“梦想俱乐部”、“觉醒者”、 “海啸”、“基石”、“核心”，人人都有一种自己正在干一件大事的感觉，最后决定取名“浪潮”，本片片名来源于此。统一服装、名称之后，接下来还要有统一的标志，男孩子们在夜晚将这标志贴编了大街小巷，有一条还出现在正在建设的高层市政府大楼建筑工地上，并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最后一项是统一问候手势，右手在胸前先俯下然后抬起，令穿上白衬衫的男孩女孩觉得很好玩，也很自豪。

学校有其他老师对于文格尔实验感到反感，包括他的妻子。但是，恰恰有家长来信支持，说自己的孩子这几天精神百倍，面貌焕然一新。学校的教务长对这样的来信表示满意。后来有一位同学写下的有关体验，令人想起了文革时期我们这里年轻人的同样的感受：“这几天的经历很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再重要，‘浪潮’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份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然而，事情并不能够以个人一时一地的主观感受作为判断尺度。需要问的是，这个理想和目标要将这些年轻人带往哪里？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种团体，需要不停地制造异己和敌人，不让组织之外的人加入他们的活动，哪怕是玩滑道这样的游戏。很可能，赖纳·文格尔先生一度也有些不能自持了。从未有过地被他人抬到这么一个权威高度，他多少有些顺水推舟，有些飘飘然，这才爆发了妻子与他之间一场争吵：“这段时间你变成一个混蛋。”“你通过崇拜而利用他们。”紧接着战场在班上一对男女同学之间展开。始终冷眼旁观、保持批判性的卡罗，被男友打得面部出血。男友开始反思卡罗所说的，这一切都失控了。

五天的实验结束，本来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但是成员们对于这样罢休感到不甘心。他们觉得需要开一个大会，讨论‘浪潮’的前途。当被称之为“叛徒”的学生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到主席台上，身为教师的赖纳开始发话，承认自己做得过火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如果我说杀了他，你们就杀了他吗？”“回到我们原先的讨论——这样的独裁专制在今天是否能够再现，而这不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吗？“我们以为高人一等，将所有反对我们都排除出去，……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来。”他继而宣布“浪潮结束”。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软脚虾”最不能接受解散“浪潮”的事实，在开枪打伤同学之后，他饮弹自尽。

在“恶魔教室“中呼唤出来的人性中的魔鬼，并不能够适时回到原处；没有人挑战的至高权力，最后变得不能控制自己所释放的局面。这场试验的其运作原则，其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树立权威、整齐划一和排除异己。在网上看到年轻人将这部影片又称之为《纳粹速成》，这里没有见过纳粹的另一代人，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彻底远离了这种病毒。

这部影片有力地说明，所有这些导致灾难的因素，导致极权政府产生的因素，并不在别的地方，人们用不着到别处去寻找它们的起源，而就是埋藏在人们自己的人性深处，与人们自己人性中的黑暗一一相对，在人们自身人性中拥有肥沃的土壤。当然，它们也需要某些现实的浇灌，比如感受无聊、失落、孤独、空虚，这一切很容易被这样那样的名目收编，经常是它们单等一声号令，马上倾巢而出。顺便需要指出的，并不是所有人与人的联合，都只能导致类似灾难。人们总是在求互相支持与联合，分而治之是专制统治惯用的手段。区别在于，是一个允许个性与差异、包容五光十色的共同体，还是只允许一种颜色、一个权威的那种团体。

假如纳粹的现象也有可能重来，那么，其他还有多少历史可以再度上演呢？我们对于自身人性的估计，需要多么悲观才能够与之相适应？想到这个问题，不免令人倒吸一口凉气。无论如何，感谢这部影片，在今天给人们提供了诸如此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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